※ 引述《k26975582 (點點kino)》之銘言：
: 餓死抬頭，
: 中午吃地瓜籤飯時，
: 想到了台灣戰後因為
: 被國民政府拖累，
: 為了打國共內戰，
: 導致台灣物價通膨，
: 台灣人都吃不起米，
: 只能靠吃地瓜籤飯含糊，
: 不像日治時期有白米飯吃。
: https://i.mopix.cc/xaeMzI.jpg
: 有卦嗎？
反串是不是要註明
其實殖民50年的結果是台灣人吃的
米越來越少，地瓜越吃越多，不恰當的
場合放屁還會慘遭制裁。最近剛好有寫
一篇，不妨參考看看：
https://cimonnomis.blogspot.com/2026/04/blog-post.html
蕩氣迴腸慶天長
日本殖民時期一般臺灣人度日的三餐吃什麼呢？吳修齊先生回憶 1920 年代臺南，說
道「當時農家三餐都吃番薯籤干，佐餐菜餚更不必說(有等於無，日據時代的農家生活，
大部分是乞丐不如)」，所幸他後來到臺南市區「當餅舖學徒，不但三餐都是白米飯，佐
餐者除菜、湯外，非魚則肉，比起農家實有天淵之別」、「以前三餐吃番薯籤干，從此每
日三餐改吃白米飯」 。和種地的農民相比，臺南鬧區的工商業者飲食情況好得多，儘管
勞動條件也很嚴苛。然而熱鬧繁華的街町究竟有限。同樣是 1920 年代的臺南，善化的孫
江淮先生回憶道：
「我們那時，別說用蔗葉煮飯燒菜，根本連白米飯都很少吃到。我在東勢寮當保甲書
記時，保正家必須將稻米中的梗、糠去掉，才吃得到米，就是有米，品質也不太好。不過
這已是吃得起飯的，一般家庭均吃番薯籤粥。作穡人 (農人)很辛苦，常常是晚上將送回
家的番薯刨成籤狀，早上拿到空地上曬，中午再翻面曬，傍晚收起來。晚上繼續刨籤，隔
天繼續曬，曬乾後收起來，煮飯時混大量番薯和白米一起煮，這樣的番薯籤飯就比較好吃
。沒米的人只能煮大塊番薯吃。那時只有老人和小孩有米可吃。每次都是男人先吃飯，還
吃得到一些米飯；男人吃完後，換女人吃時，根本只剩下番薯籤，有時還只能伴著煮番薯
葉的水吃。物資缺乏時，連菜餚也沒有，一般人都會醃番仔豆。這是一種做豆簽的豆子，
先用水煮熟，再乾炒，之後用鹽漬在甕裡，吃飯的時候夾一些出來吃。小孩不懂事想要多
夾點來拌飯，就會遭到大人瞪眼。那個時代真的很貧乏，又很節省。」
「我開的玉記商行只是小賣店，來消費的雖然大多是在地的日本人，但偶而有錢的臺
灣人也會來買，不過還是少數，鄉下人就更少會來買。除了臺灣人消費能力弱以外，當時
的人節儉慣了，有錢也不一定會買。大部分人是番豆炒鹽巴配飯吃，吃肉更是過年過節才
有的事。東勢寮 4 個保，每兩天殺一頭豬都還賣不掉，消費不起。一保 100 戶，4 保
400 戶，大戶一點的 20、30 人，一保也都好幾百人，仍然是兩天吃不完一頭豬，可見當
時的窮困和節儉，有錢也捨不得吃好一點。」
據孫先生的描述，離首善之區較遠地方的生意人過得也很拮据，比農夫好得有限；4
個保、人口少說千餘以上的地方兩天還吃不完一頭豬。與上述印象遙相呼應，1931 年《
臺灣新民報》署名甫三的〈農民謠〉唱道：
「碎米番薯、菜脯鹹魚、一年中、儉々省々、只希望、好收成、無疾病、這儉省、也
即有路用、…」
稍晚的 1940 年代，老家在高雄的陳明忠先生則回憶道：
「一九三九年日本還公布糧食配給統制，農民生產的糧食都要上繳，再統一配給。這
樣，農民就把糧食藏在乾草堆下面，警察要來抓，查起來也很吃力。據說台中彰化有個日
本警察，上面派他去查米，中午到村子裏，發現農民吃的都是番薯簽，真的沒有米吃，他
同情農民的貧困。後來被徵兵去當炮兵，他說，他不願意打中國人，自殺了。光復後，那
個地方的人把他當神來拜。
本來，台灣的土地就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裏，佃農與地主分成，多數是地主六分、佃
農四分，有些高的地方，是七三分，土地貧瘠的地方才會五五分。
基本上，農民租佃負擔很重，雖然種水稻，他們卻吃不到白米，只能把米賣掉，以換得生
活所需，買番薯和番薯簽來吃。所以，太平洋戰爭末期，農民生活受了幾重剝削，非常苦
。因為戰爭，肥料也沒有了，產量很少。
我在地主家庭長大，小時候完全不知道這些。那時上學帶便當，我家裏是白米飯，同
學多數都是番薯簽，就是番薯弄成絲，曬乾，不甜，不好吃了，只是有澱粉質罷了。平常
收成的時候，他們吃鮮番薯，我就拿白米跟同學換，他們以為我傻瓜，我也以為他們傻瓜
，番薯新鮮的時候是很好吃的啊。」
單憑幾本回憶錄中的片面之詞能否得出結論？如果核對統計數據，只會得到巨大反差
──1922 年，台灣水稻的種植面積為 41.4 萬公頃，1928 年為 58.5 萬
公頃，1944 年為 60.1 萬公頃，面積明顯增加。1920 年代後半開始引種蓬萊
米，搭配化肥使用以及灌溉工程的建設，單位面積產量大為提升，總量也水漲船高：
1921 年稻米總產量為 71.7 萬公噸，1930 年為 105.3 萬公噸，1938 年為 140.2 萬公
噸，不到二十年產量翻倍。稻米之外，1916-20 年至 1935-40 年區間的蔬菜水果豆類產
出也翻了三倍，同區間肉類的產量也幾乎翻倍 。
當然總產出如何是一回事，如何分配又是另一回事。臺灣農民之所以廣為接受、種植
需要施肥增產的蓬萊米，是當作經濟作物來販賣，出口到米價較昂的日本內地，換購臺灣
本土較便宜的在來米或者甘藷。由於稻田面積被蓬萊米擠佔，較便宜的在來米價格也是不
降反升，逼使農民尋找更便宜的主食。於是諷刺的是，儘管 1920 年至 1938 年殖民期間
米產量翻倍，同期間臺灣人口僅增長 53%，臺灣人的人均米消費量卻是逐年遞減，代替主
食的甘藷消費量則是年年增長：
只討論主食當然不足以蓋其餘，包括副食在內攝取營養的途徑還很多；儘管統計資料
有限難以做這方面的探討，但人的身高──兒少成長階段的營養是否足夠，大大影響發育
──是另一項可參考的指標。假使營養攝取持續得到提升，那麼臺灣人的身材理當逐年拔
高才是。根據學者 Stephen L. Morgan 與劉士永的研究，殖民五十年間，臺灣人的平均
身高確實總體呈現上升態勢，每隔十年略增加 0.77 公分；但若細分之，殖民初期至
1930 年代，每隔十年身高是增加了
1.12 公分，1930 年代至殖民終結漲勢卻近乎停頓，每十年僅增高 0.19 公分。將臺灣人
平均身高的變遷放長放遠來看，1881/1883 年至 1971/1973 年間，每十年
臺灣人的身高平均增加了 0.85 公分，戰後拔高的速度顯然超過殖民時期
(1953/1955 年至 1971/1973 年間，每十年增高 1.12 公分)。而歐洲人從 19 世紀中葉
至 20 世紀中葉的平均身高大約也是每十年增加 1.0 公分。
值得注意的是，Stephen L. Morgan 與劉士永的研究採擇的樣本主要來自男性(女性
樣本太少)，其社會地位以中高階層為多，只有 2.7%不識字，僅受過初等教育者約占四分
之一，受過中等教育的佔另外四分之一。職業也反映數據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僅有 14.8%
為非熟練工，半熟練與熟練職工佔了 46.2%，非體力勞動與白領階層則佔 38.9%。即便如
此，在蓬萊米開始大規模種植、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勢頭越發強勁的 1930 年代
、糧食開始配給管制的
1940 年代，該階層的身高也呈現停滯 。至於未受教育、經濟能力普遍更差的農民階層，
依常理判斷，其營養狀況只會更加慘澹。
換言之，殖民時期、尤其是米糧大舉輸日、戰雲開始壟罩的 1930 年代以後，臺灣社
會中低以下階層的飲食水準呈現停滯、甚至還有所下降的體感敘述，與統計數字也是對得
上的10。
生活水準難以提升的怨恨，除了訴諸言語行動、口舌四體，也因為主食結構的改變，
發之於消化系統的末端。在不正經的場合，放屁通常是身心鬆弛的結果、惹人發笑，但在
正式公開的領域這麼放鬆，後果有時很嚴重。17 世紀初在西非阿散蒂(Ashanti)旅行的冒
險家喬布森(Richard Jobson)提到當地人總是小心不在生人面前放屁，覺得人前大放特放
的荷蘭人竟如此無恥，令人不解；據說曾有阿散蒂的部落老人因為向酋長鞠躬時沒憋住屁
聲，羞得懸樑自盡。19 世紀末，英國探險家伯頓(Richard Burton)在他著名的譯註版《
天方夜譚》裡埋了一條腳註，提到貝督因阿拉伯人極端厭惡人前放屁，要是有人不小心噗
了出來
又很不巧有人笑了出來，事關名譽，發笑的人馬上就被砍死。據說阿富汗人當中也很注意
類似的榮譽傷害。19 世紀 80 年代的另一位英國大探險家李文斯頓
(David Livingstone)也提到過幾個非洲部落，自家人面前放屁尚可容忍，外人面前憋不
住放出來則會被放逐 。
其實想找類似的例子，英國人不必捨近求遠。16 世紀末伊莉莎白女王在位時期，牛
津伯爵(Earl of Oxford)向女王鞠躬時不慎放了屁，羞愧難當，為此自我放逐至國外七年
，希望七年的光陰能讓事件被淡忘。七年，也是當時自願充當契約勞工、移民英國海外殖
民地的服務年限(服務年滿獲得自由身，但勞動狀況和奴隸沒兩樣，實際上許多人沒命扛
過去)，彷彿是對國體不敬的穢物就應該如此處置 ；對女王大不敬，即便是英國貴族也自
動請罪、以放逐到殖民地的形式自我處罰。不敬之人之於殖民地，彷彿屁之於私廁，必須
驅之別院，這個邏輯固然是對殖民地的貶低，但倒轉過來，屁，豈不也是杯葛殖民統治、
反抗帝國──傷害不大，侮辱極強──的絕妙武器。在 18 世紀英國殖民的牙買加，被殖
民者引進的非洲黑奴逃入島內腹地，不但躲避了追捕，還開展了反抗殖民、解放黑奴的戰
鬥；這些所謂的馬龍人(Maroon)驍勇善戰，纏鬥英軍十餘年(1728-
1740 年)，令英國人十分頭疼，而其領導人物──傳說中的南妮女王(Queen
Nanny)──除了精通游擊戰法，最馳名的還屬她的屁股奇譚──據說女王南妮能用臀部接
住英軍打來的槍炮子彈，匯集起來，再隨著古道熱腸內不平之氣噴薄而出，一發炸裂反打
敵人 。
用屁股戰鬥的傳說過於幽默，應非常人所為；但善用屁的游擊戰性質──有臭有響、
刺激耳鼻，卻無色無形難以捉摸──回敬殖民者的排場、削帝國顏面的機會，勇者不會拒
絕挑戰，更別說那些吃多了甘薯簽、物理上早已憋了一肚子蕩氣迴腸的血性漢子。畢業於
嘉義郡頂六公學校的張俊宏先生回憶道：
「小時候我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次早上升旗典禮時，資深教導都會喊さいけいれい(最
敬禮)，發音很像臺語的『屎擱著』，我就站的很筆直，然後『噗噗』放了兩大聲響屁，
我假裝不是我放的，因為操場好一百多個人，站在後頭的老師們根本無從查起，典禮完後
同學開始笑我，你剛剛『屎擱著』呀！我就很自傲的說，你們不敢吧！全校只有我敢(得
意樣)。」
「有一次他跟班上『國語家庭』的囝仔打賭他敢不敢溜進校長室去對『奉安庫』(奉
置天皇御真影及教育敕語之處)放屁，結果我趁校長去巡堂時，我就
叫跟我打賭的人在窗戶前把風，我就溜進去對正面放了一個大屁，結果跑出來時太緊張了
，還把校長室內的花盆撞倒，嚇死我了，…」
畢業於宜蘭地區公學校的林平泉先生，也說他曾經和同學打賭敢不敢朝
「奉安庫」放屁，他還真放了 。在今天，學校裡放屁說不上要多大勇氣，但
在殖民時期，帝國顏面掃地的焦慮，有時會讓殖民者訴諸極端。《臺灣新民報》
1930 年 7 月第 321 號週刊第 3 版，刊載了下則新聞：
「無端命令停學 學生放屁 教員遷怒
海山郡尖山公學校、受持教員緒方某、教授第四年甲班生。本月二日上早課時、教室中
某生忽放屁、為該教員嗅著、大發雷霆、問是什麼人所放？學生們看其發怒、無一敢應。
教員益怒、說『你們那個放屁？既不說出、可全部回家』。學生們又恐無端回家、要受父
母責問。乃不肯歸去、該教員也不肯再教授、直俟至放午課時、四年生方歸去。越日四年
生來校時、在朝會散隊後、該教員、令四年生全部無期停學、至初十日始來校領通信簿。
諸生莫名其妙、只好回去。…」
透過地方父老的抗議和斡旋，學生們才得以重返校園繼續上課。可見即使是尋常課堂
，對敏感的殖民者來說也是不可侵犯，區區一個屁令整個年級的學生停學，綽綽有餘。然
而該教員畢竟文明發洩，尚未訴諸暴力。《臺灣新民報》
1930 年 6 月第 319 號週刊第 7 版的例子則是：
「六月十三日午前、中壢公學校五年二組的生徒五十四名、整列要入教室授業的當兒
、忽然聽到一個屁聲。受持教師內地人某以為不潔、馬上要調查屁主、因為教師過於認真
、所以屁主懼怕不敢出為承認。教師遂大發雷霆、罰全級生徒自午前八時半跪至十二時半
。更用教鞭亂打、因此有頭破血流的。父兄之間不平滿々議論紛々。善詼諧的o教師為
屁先生。」
便是直接武德充滿動用教鞭充分施教了。尋常課堂且如此，重大場合放屁更是成何體統，
非嚴懲不可。陳明忠先生回憶道：
「有一年天長節，就是昭和天皇的生日，要舉國慶祝。我們在操場集合排隊，校長從
我跪過的那個金庫裏搬出來天皇的『教育敕語』，全體肅靜。他就開口念了『朕想──』
這時，一個二年級的女孩子放了個屁。本來很靜，聽起來特別真切，又是『朕想』之時，
大家都哄笑起來。教務主任衝下台，抓住那個女孩子的頭髮就扔了出去，牙齒都摔斷了。
我們看著，只覺得恐怖。村里人是吃番薯的，本來屁多，她只是時機不對罷了。
教務主任是台灣人，也許越是台灣人，越要顯示忠誠吧。現在想，這個屁，倒真是對
『朕想』的『一視同仁』的嘲諷。」
那麼說來，這位同學雖或出於無心，倒是做了回嘲弄大人物的女英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