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其實比較像一種變形的「偽資本主義」。
它是以「省」為單位互相競爭，由上而下規劃國家需要的產業，再讓各省去執行。
官員會被派到地方歷練，表現好的再往中央升，某種程度上可以確保中央官員具備一定能
力。同時也吸取歷史教訓，不讓官員長期待在同一個地方，避免形成地方割據。
在這種制度下，各省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拚GDP。
因為GDP被視為一個綜合指標，GDP好，就業通常也會好；就業好，社會穩定、治安自然也
會跟著改善。
整體看起來好像很合理，但問題也正是從這裡開始。
當GDP成為核心指標，就會出現扭曲行為。
例如在深山蓋一座幾乎沒人用的橋，一樣可以創造GDP。蓋橋需要人力，可以增加就業，
帳面數字很好看，但實際上毫無效率。
如果是民間企業主導，不會做這種賠錢的事；如果是民選政府，這種浪費很容易被對手揭
發。
但在中國體制下沒差，因為GDP確實增加了。
而且官員任期短，不會在同一地方久留，這座橋之後如何、維護成怎樣，往往是下一任的
事。甚至因為預期使用率低，用料也可能偷工減料。
接著就是「舉國體制」的問題。
當中央決定要發展某個產業，例如電動車，結果不是全國集中資源，而是每個省都要做。
A省做、B省做、C省做，一路做到Z省。
原因很簡單：這是國家政策，做了有機會升官；就算做不起來，至少可以灌GDP。
結果就是產業過度重複、內耗嚴重。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常常一看中某個產業，那個產業就開始崩壞。
以電動車為例，美國最後也只跑出一家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但中國卻同時出現一堆廠
商，彼此削價競爭。
問題是這類產業需要長期研發，但在不賺錢的情況下，只能壓成本、壓品質，甚至用消費
者去承擔試錯風險。
台灣其實也有由上而下的產業規劃，例如台積電、聯電。
但關鍵差別在於：台灣是允許競爭與失敗的。
輸的企業就退場或轉型，成功的留下來。
中國的情況則相反。
電動車企業不能倒，一方面是地方官員的政績，另一方面是升到中央的官員會去保護原本
的體系，加上維穩考量，本來就不希望出現大量失業，再加上企業一旦破產，債務就會變
成呆帳。
因此這些企業即使效率低落，仍然持續被補貼、被撐著不倒。
結果就是產能過剩，並向外傾銷，影響其他國家產業。
例如石化產業，就會面臨原料成本較低、供給過剩、價格被壓低的競爭環境。
在民主國家，市場機制會自然淘汰失敗者。
像美國的底特律破產，聯邦政府未必會全面承擔，因為那是地方與產業自身的問題。
但在中國體制下，地方問題往往會變成中央問題。
而一個正常的市場，本來就必須允許倒閉。
當你不允許倒閉，就只能把過剩產能往國外輸出，最後引發關稅與貿易衝突。
再來是計畫經濟本身的成功率問題。
台灣能講得出來的成功案例其實不多，但至少失敗的會停損。
很多當年的政策推動，最後沒有成功，也就等於自然淘汰。
中國則是反過來。
之前大力發展晶片產業，各省一窩蜂投入，甚至出現造假、騙補助的情況。這種本來就極
度困難、需要高度集中資源的產業，卻被拆成各省各做各的。
資源分散、效率低落，但責任卻不明確。
短期內可以做出漂亮數字，長期問題則由下一任甚至中央承擔。
如果是小國，這樣的模式早就撐不住。
但中國體量夠大，可以用整體稅收去補貼這些低效率行為。
代價就是資源被轉移，例如基礎建設維護延後、社會福利偏低。
本質上，是用整體社會去承擔這種體制的成本。
另外一個問題是民族主義驅動的產業發展。
很多時候並不是單純經濟考量，而是「一定要自己做」。
例如作業系統、光刻機等，本質上都是高度依賴生態系與長期累積的領域。
當資源投入在「重造一套體系」，但未必能成功時，就會形成巨大的機會成本。
如果不追求全面對抗，其實這些資源可以用在改善民生。
但在大國競爭與政治目標之下，這些選擇往往不成立。
最後就會慢慢走向類似冷戰時期的路線：技術可以做出來，但成本高、效率低，需要長期
補貼，最終壓力回到整體經濟與人民身上。
而這其實也是許多集權體制的兩難。
企業倒閉，在民主國家是常態；但在集權體制，可能會被視為社會不穩定的來源，因此不
敢讓它發生。
現在各國也逐漸對中國進行防範與限制，外部環境變得更嚴格。
中國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對台灣來說，這既是風險，也是機會。